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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财年快速扩张后，2024年财年的美国财政赤字又创出了200多年的次高水平。按照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近1.833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1330亿美元，同比增长20%；而从绝对数值看，1.833万亿美元的财赤规模为有记录以来第三高，仅次于新冠疫情期间2020财年的3.132万亿美元和2021年财年的2.772万亿美元。
收支结构性失衡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表现为财政赤字。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由所得税、社保税与公司税三大块构成，另外还有关税等零散收入，其中所得税和社保税是美国政府收入的两大主要渠道。财政支出方面，由“法定强制支出”和“可自由支配支出”两部分组成，前者包括国债利息支出以及社保、公共医疗和失业与困难救济支出，后者包括行政管理开支、国防与军事开支以及教育、卫生和环境支出等，这些内容虽然名义上是具有弹性的可自由支配支出，但其实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大部分最终实际开支要高于初始预算支出。
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总收入4.919万亿美元，创财年收入最高纪录，占GDP的17.1%，同比增长4790亿美元，增幅10.8%；同期联邦政府总支出6.8万亿美元，同比增加6170亿美元，增幅10.1%，与GDP之比从22.5%升至23.4%。财政收支双增情况下，财政收入无论是绝对增加值还是占GDP之比，都显著跑输财政支出。数据显示，2024年财年美国财政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个税收入和企业所得税的改善，两项数值分别增加2500亿美元1100亿美元，增幅占全年收入增幅分别达到52%和23%，也就是说，个税与企业所得税贡献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75%，尽管如此，也难以满足日益增大的支出需求。
梳理发现，与前一财年教育经费支出显著减少完全不同，2024财年中教育领域支出成为了所有财政支出构成中增加最多的一项，同比净增3080亿美元；与此同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社会保障项目的支出增加1030亿美元，增幅7%，总量达到1.58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医疗保险支出增加3%，总量支出达2.42万亿美元；再加上低收入补助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分，联邦政府所有财政公共支出可以说全口径敞开。
不得不重点强调一下2024财年美国国防部门的支出，虽然总额看只有8259亿美元，不像社会保障支出动辄上万亿美元的支出规模，但相比2023财年，增幅却达到了6%。而在所有国防开支中，运维和人员开支占美国国防部支出的比例超过了60%，是最主要的两大类国防开支。值得注意的是，过往财年的国防开支其实并未包括拜登政府为援助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新预算，如果再加上用于警察、监狱、消防等公共安全领域的支出，拜登政府用于“国家安全事项”的支出实际也上万亿美元。
难以减弱的利息成本
2024财年美国国债发行一路提速，加上存量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至10月底超过35.3万亿美元；虽然美联储已经开始降息，10年期以上的长端国债利率随之有所回落，但至今依然处在历史高位。受到影响，美国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依然不小，财政部2024财年的利息支出达1.133万亿美元，同比增升29%，且为联邦政府债务利息规模在历史上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对比来看，在创造财政赤字方面，国债利息支出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国防预算和老年医疗保险计划的第三大贡献力量，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会有三种选择路径，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增发货币，三是增借债务，而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美国的潜在生产率并不具备刺激收入增加的动能，同时增发货币势必导致民众异常忌惮的通货膨胀，于是借入债务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美国国债规模还将继续增长。另外，微观上解剖近几年来年美国新发国债的构成发现，拉高国债久期已成为一种显著趋势，也就是说，美国政府选择了发行更多的长期国债，而长久期的国债品种越多，基于淡化风险与增加持有预期的目的，来自发行方的再融资需求就越强烈，由此进一步决定了美国政府还会进一步向市场借钱。
理论上说，国债发行量越大，供给过剩状态下会压低二级市场价格，同时推高一级市场收益率；虽然美联储在今年迈出了降息第一步，但宽松窗口是否持续打开还存更多变数，美国政府负债成本居高难下从而导致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现实中也会清晰地显示出“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支付利息—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格局。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未来十年，美国国债可能激增20万亿美元，国债总量将突破50万亿美元，对应的利息支出增加至10.6万亿美元，且仅此一项就超过美国政府投入到研发、基础设施以及教育三项开支的总和。受到驱动，美国未来10年的预算赤字将高达20.2万亿美元，占GDP之比将轻松升至7%，甚至更高。更长时期看，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预测，未来30年，美国将增加127万亿美元的债务，利息成本将消耗近40%的联邦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达到10%。
两党博弈的副产品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都将赤字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增长与改善社会福利的不二选择，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年份财政支出高于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势。
德意志银行的最新分析析报告发现，1950年以来的73年中, 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68年, 占比93%，其中，林肯执政时期以-10.2%的平均赤字率居首，其执政时正值美国内战期间；紧随其后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平均赤字率为-7.6%，这包括了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销；拜登、特朗普和奥巴马分别以-7.4%、-6.6%和-5.7%的平均赤字率位列“榜单”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位。显然，除了战争时期，最近的这三任总统（拜登、特朗普和奥巴马）是最能“花钱”的总统，他们的赤字规模也是历史上（除战争时期外）最大的。
财政赤字政策受到历届美国政府的推崇与沿袭，除了与主政者所奉行的经济理论如主张财政扩张的凯恩斯学派以及强调减少税收的供给学派等存在认知上的关联外，更重要的是美国两党政治结构使然的结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执政时都非常清楚财政赤字不可无底线地扩张，也应当有所控制，但在两党“轮流坐庄”体制下，为能在执政时拿出好看的政绩进而取悦于选民并巩固自己的赢胜地位，谁也不愿意去冒因控制与改善财政赤字而牺牲党派前程之险，尤其是作为执政领袖的总统，更不会因为降低了财政赤字或者取得了财政盈余却最终丢掉本党主政宝座而受到尊崇与肯定，放纵财政赤字于是成为了历届总统的几乎一致性偏好。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党的执政理念的相左，本作为经济问题的财政赤字却最终蜕变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互相较劲与博弈的政治工具。共和党主张“小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和压缩公共支出，而民主党人崇尚“大政府”管理，提出对富人增税并加大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于是，如同拜登政府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特朗普的减税措施使财政收入变得十分槽糕，以及共和党指责拜登的《减少通货膨胀法》以及增加国税局的预算开支从而令财政入不敷出一样，两党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就财政赤字问题在对方身上轻松地找到归因与毛病，进而极尽能事地放大对方的不是；更重要的是，每当执政党为解决支出不足并提出新增债务发行指标时，在野党就会眼疾手快地运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展开攻击与发难，最终不是酿成所谓的“财政悬崖”之险，就是引致美国政府的“歇业关门”之危。但是，在野党也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让政府长期停摆与经济趋向停顿，从而在民众心目中留下破坏者的恶名以及削弱未来可以重新执政的机会，于是在与对方讨价还价并全部或者部分获得了需求满足后，也会为执政党的发债请求打开门缝。两党妥协的机会成本显然就是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财政赤字的日益放大。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炒股配资是什么